那电视 那毛驴

作者： 张培兰 细数我家的家产，除了新添置的冰箱洗衣机，更新换代过的只有那台电视机和那头灰毛驴了。其余的物品都已陈旧不堪，却仍摆放在显眼的位置。它们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父母费劲周折弄回来的：收音机是从太原捎回来的，壳里的电路板据说是被我抠走当了玩具。挂钟是从北京捎回来的，圆圆的钟摆只有用手推一推才摆动几下。飞人牌缝纫机是亲戚从辽宁带回来的，特重。红旗牌自行车是从忻州买回来的，又黑又大。这些“珍宝”，每天被母亲擦得铮铮发亮，仍旧散发着昔日华贵的光泽。 那一年，父母亲自进城淘宝了，他们兴高采烈地从代县教场买回了一头毛驴。 过几年，父母又进城购物了，他们买回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。电视机是黑白的，很小。城里的一位亲戚开着吉普车送回电视机的那天，村里的人都出来看稀罕了，一位老奶奶抚摸着那辆车，瞅见车里有个竹壳的暖壶，便问：“这大家伙还喝水呢？它咋来的，驴拉来的还是人拉来的？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当晚，这台黑白电视机就在我家窑洞闪亮登场了，人们除了纳闷细细的电线能钻进人和物以外，完全被黄元申版的《霍元甲》迷住了。从此，大伙儿每天不管有多忙，只要太阳刚落山，就急着往我家跑。米缸上，水瓮上，锅盖上很快就坐满了小孩，席地而坐的是年轻人，铺着“金鱼戏莲”漆布的土炕上坐着的是不脱鞋的老人……要是没地儿坐了，有人就像花钱买了电影票似的发起维权，脾气大，脖子粗。父亲没有看电视的份儿，他在屋外等候“命令”，他在一根长木棍的一端绑个天线架，把它插在南面的高墙上接收信号。记得有一次正演到霍元甲大战俄国大力士的时候，电视屏幕上忽然哧哧嚓嚓地出现了满满的雪花斑点，屋子里顿时骚动起来，好几个人开始朝屋外的父亲喊：没信号了！快点！快！父亲只好急急忙忙地举着那根木棍东南西北，西北东南地找信号，等到有了信号时，电视里已经在举国同庆霍元甲的取胜。大伙儿很扫兴，有人嘟嘟囔囔：那么大的一个俄国人，霍元甲咋放倒的？有人抗议，不让出声，于是，大家又都伸了脖子屏息凝神地观看后面的精彩。母亲就坐在电视的旁边，她本不喜欢电视剧，她却坐了那么好的一个位置，现在想起来，母亲是当了电视剧的质检员，一演到男女主人公将要拥抱亲吻一类的镜头时，母亲总是迅速地站起来，用瘦瘦的身躯把电视挡了个严严实实，有时还故意朝院子里的父亲喊：“他爹！信号不强了！你不要乱动啊！”我们小孩子便朝院子看，母亲的举动骗了我们小孩，却让坐地上的年轻人心花花又急又乱，有一次我犯傻，急着往外挤，想看看父亲到底在乱动什么，顺便听见坐在墙角的三梅悄悄问建平：“建平哥，看完电视能不能和我相跟上回家？”建平红着脸说：“咋就不能啊，我还就等你这句话呢！”后来，土炕上又多了几位老人，据说是他们的女儿在看完电视后，呆在小巷里老半天不回家，最后发现小巷里还有个后生。我当时不知道那些黑黢黢的满是小石头的小巷里有什么好呆的，更不知道那些后生为什么要冒着“劈头打了两烟袋”的危险走到别人家的巷子里去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家的窑洞里滋养了多少美好的爱情故事啊！ 好看的电视剧一部接一部，每天直到半夜人们才陆续离开。回家路上的人们边走边热火朝天地谈论着电视里的情节，村子里也开始传来此起彼伏的狗叫声，宁静了大半夜的山村好像睡醒了。母亲则开始打扫，扫那满地的旱烟蒂，瓜子皮，擦那被老人们的鞋底蹭得褪皮的漆布，她一边打扫一边埋怨父亲：非要买个电视，真是扫不完的地，闻不完的屁，生不完的气！父亲就宽慰母亲：让大伙儿看看吧，村里的大岁数老人，叫他来也来不了了，他还不知道电视是啥玩意儿呢！后来，有几家买回了卧式彩电，我家的观众便日益减少，又有几家买回了立式彩电，我家就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了，再后来，家家户户有了电视，村里还安上了有线，人们到晚上便足不出户，互不往来，到别人家看电视也不再理直气壮。今天，村里的电脑、手机普及了，一家人有盯着电脑的，有玩儿着手机的，老人们没事时手里也捧着个唱戏机，总之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美好氛围已经很少了。 现在，我家的电视已经换到第三台，是一台液晶电视，它很大，很亮，挂在窑洞窄窄的后墙上，简直就是一电影屏幕。尽管如此，新电视并没有吸引来一位观众，父亲却还是爱在院子里边干活边隔着玻璃看电视，他说习惯了，在院子里看得清楚。 毛驴也换到第三头了，前两头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后，因为太老了被屠宰场买走，现在的灰色毛驴正意气风发地养活着几乎全村的人口，因为年轻人都出门打工，没人再愿意守着家喂养毛驴了，但耕田、拉运、磨面的事情天天有，加之高低不平的田地、拐弯抹角的小巷还是离不开毛驴这个老实而灵活的工具。 当家里只剩父母的时候，我多么渴望有人能来陪陪父母，看看电视，聊聊天南海北，但都成了奢望。好在有一头灰毛驴，每天天刚亮，总会有人来预约它，顺便问候我的父母：起床了吗？做饭了吗？孩子回来了吗？ 关于作者 张培兰 ，女，山西代县人，代县实验学校教师。喜欢文学，喜欢在细微处发现生活的美。